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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绘画的发展曾有两条主要的路径：追求社会学的前卫或美学的前卫。与此同时，其内部还有一个不断砥砺与博弈的二元对立的话语。近年来，当代绘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创作路径的多元化：比如，有的强调修辞与叙事的建构，有的从个人的文化记忆出发，有的则涉及对图像生产与观看机制的反思，有的则追求观念化的表达。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切入，最为重要的，仍然是对个人创作逻辑的捍卫，以及创作方法论上的自觉。
张从云近年在绘画领域做了积极的尝试，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绘画放弃了二元对立的话语，而是秉承了消融、调和的绘画原则。在他的作品中，始终存在一个“中间地带”。这个地带涉及中与西，古与今，同时也介于学院与当代之间，传统与当代之间。这些绘画要素既为作品赋予了张力，也成为作品意义的索引。亦即是说，来源于不同时空与文化语境的绘画要素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砥砺与对抗的状态，同时，也在生成一种新的意义。然而，新意义的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艺术家来说，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画面的视觉语言问题。在《蜃山》系列作品中，从语言与修辞的角度讲，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对视觉语言的“再编码”。“编码”（code）原本是一个具有西方现代主义意义上的词汇，意旨通过视
觉表征系统为作品的形式、风格赋予一种原创性的意义。所谓的“再编码”，也即是说，艺术家需要对既有的视觉资源、图像、艺术符号，予以重新的构建。这种构建既可以是风格的、图式的，也可以是视觉形式，但最终，都需要将其重新纳入到一种新的绘画结构中。不过，通过语言的编码与画面的视觉结构，可以看到艺术家更为内在的创作诉求，那就是“回归传统”，抑或说，立足于传统的视觉资源，予以当代性的转化。事实上，从云作品中弥散出的东方文化的审美气息与坦培拉这种媒介也有关联。坦培拉不仅为作品注入了媒介的“物性”，同时，在层层的渲染与渗透之中，又使其散发出水墨写意的氤氲之气。
康蕾与从云的作品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强调语言、注重媒介，在视觉——文化心理的表达方面，都有一种文化回归的意识。两人的主要区别，还是创作路径的差异。在早期的作品中，康蕾更为着重的是媒介在现代主义层面的语言转换。一方面是追求“有意味的形式”与个人化的表现语汇；另一方面是挖掘视觉语汇背后蕴涵的东方文化心理，比如意象、诗性，及其线性表达中的书写性。《距离》是其近年的主要作品。艺术家呈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戏曲世界”。这种陌生首先来源于蓝色制造的“间离效果”。康蕾认为，这种蓝色是用来表现无形天空的视觉感受和她本人经验及认知的最理想的颜色。但是，将戏曲人物笼罩在统一的蓝色氛围下，不仅在视觉，还是文化心理上，都会带来一种距离。心理距离的强化，还在于艺术家将自身映射在作品中，力图进入那个充满个人想象的“戏曲世界”。尽管在同一个画面，但艺术家仍然是一个“他者”，一个闯入者。在这个过程中，角色与身份的差异进一步强化了心理距离。疏离，其实也是一种对话，抑或是艺术家对自身，对自身的性别与文化身份的一种思考？事实上，在《花间词》和《乐园》系列中，艺术家也呈现了由人物、植物、动物组成的世界。亦即是说，康蕾的作品始终隐藏着一种对身份的反思。批评家吴洪亮先生曾这样评价康蕾的作品：“艺术家凭借自我的敏感与理性的剖析将这种感受通过物象所产生的寓意传递出来，绚烂、美好、诱惑、纠结、渴望甚至恐惧皆蕴含其中。但它们又始终与现实保持着距离，就如同画面和我们永远保持的那种距离，仿佛是另外的一个世界，有自己的尊严，很近但不易穿越。”
何桂彦
2017年11月21日
前言